国家资本可以财务投资方式参与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国有股份可搭民营经济有效率的体制机制的便车。
中国的央企与国企(以下统称国企)，有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先后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又体现出了时代性、创新性。
坚决克服运动式监管、一刀切割韭菜监管、官僚主义监管和形式主义监管。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结合中国实践，以科技革命为契机，集中全中国人民的智慧，以5000年中华文明为基石，创新伟大的思想与理论，并使这一思想和理论与全球的价值观相统一、相融合，并且成为全球发展思想和理论的标杆。2020年，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金融风险加大，金融稳定压力加大。尽管人民币汇率2019年11月以来在合理区间小幅震荡，人民币长期贬值压力仍不可忽视。创新金融制度，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用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区块链技术、智能化技术武装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体系建设弯道超车，学会在数字经济、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创新货币政策理论与技术，以科技革命为契机，用人的价值作为单变量生产函数，求解货币政策目标，建立和完善数字化、智能化、动态化、精准化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现代货币政策治理体系。
关键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现商品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变，推动阶级社会向科学社会的转变。大力支持发展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建立专门的监管体系。[36]张旭昆：《西洋经济思想史新编——从汉穆拉比到凯恩斯》，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0-1141页。
问题是，经济泡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受明斯基的影响，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C.P.Kindleberger）将一个典型的泡沫演进过程分成五个阶段：错置期、繁荣期、陶醉期、峰值期和破灭期。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并不能持久，随着增发货币转化为收入，工资、地租以及利息都会逐渐提高，甚至新生产阶段的工人也会取得高收入，对消费品或低级财货的需求也就逐渐上升，从而就会导致生产资源从高级财货向低级财货转移，进而导致高级财货（资本）出现需求不足，乃至原先在此上所做出的大量专用性投资就会出现闲置和浪费。而且，这些成本一旦上去之后，往往就很难下降。为了让好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接着对经济萧条时期的企业表现和政府行为进行剖析。
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年薪为5472万美元，并且到2006年末拥有总价值约为5.81亿美元的高盛公司股权。米塞斯就写道：市面兴旺期的错误投资等于将一些不可转换的生产要素放错了地方，以致牺牲了消费者更迫切需要的生产。
因此，著名大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往往就会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它生产的高级消费品尤其是高级耐用消费品的价格跌幅往往最大。[28]其理由是：一方面，面对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生产者的预期会逐渐悲观并减少对资金需求。当然，这种扩张动力开始比较弱，但这只是一个过渡状态，对债务结构和新奇金融资产的投机以及尝试很快就会导致经济走向投资繁荣阶段。相应地，奥地利学派学者也就普遍反对高工资，其理由就在于，高工资不利于储蓄的增加，尤其不利于走出经济萧条。
正是基于这种锦标赛制的市场定价体系，高级产品吸引了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需求，从而具有高位价格，进而也会为厂商带来高额利润。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具有为自身未来生活以及后世子孙生活而储蓄的良好秉性，从而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的超前消费。在自由市场中，是价格决定成本，而不是相反，这样最终价格的削减也能降低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就降低了生产成本。[23]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82页。
相应地，收入差距拉大本身就根植于锦标赛制市场定价体系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是如此。[62]在周边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房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与房产相关的建筑或装修材料的价格以及相关人员的劳务工资都有了大幅度的上升，包括建筑商、设计师、工程师、销售人员、建筑人员、房屋中介人员以及门卫和清洁工在内的所有人员都会要求较高的市场工资，甚至与房产公司向官员的贿赂金额也远高于其他行业。
同样，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陷入破产危机和破产的巨无霸企业就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等企业和桑恩柏格房贷公司(Thornburg Mortgage)、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金融公司以及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华盛顿互助银行（Washington Mutual）等。其基本逻辑是：市场经济赋予高级产品远远高于其自然价值的价格（交换价值），从而刺激厂商对之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生产。
而这个产品有用就意味着能够卖出去，有人购买，而别人购买的手段也正来源于生产性劳动。[9]另一方面，高级产品的生产大企业与其他企业、社会以及政府之间通常也存在纵向和横向的密切联系：其中，纵向联系体现在与下属企业、部门之间存在人员、设备、资源的共享和产品的配套，横向联系则体现在与其他企业存在业务、借贷以及控股上的联系。例如，占美国一半人口的穷人只拥有总收入的20%，但1995年却占了总债务的30%。相应地，由于贷款利率通常比储蓄利率更高，因而利率的变动对投资的影响也就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信贷扩张不仅促成了资本品的投资和扩张，更主要是促成了生产高级产品的资本品不成比例的投资和扩张。二、审视经济危机的需求不足观 在剖析内生于市场定价体系的经济周期之前，我们首先对一些流行观点做一解析。
[64]罗伊特：《劳动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职能》，载何梦笔主编：《秩序自由主义》，董靖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2）收入下降的社会底层甚至无力购买足够的基本生活品，从而导致福利水平的明显下降和贫困加剧。
同时，消费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又在于，低级产品（必需品）因投资和生产不足而导致价格上涨，而低级产品（必需品）的投资和生产不足又源于原先有大量资金被闲置在高级产品的生产线上。[22]拉赫曼：《资本及其结构》，刘纽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7页。
[36]既然如此，何以确定信贷扩张所刺激的一定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呢？同时，利率的下降也会使得原先无利可获的消费品生产变得可行。胡佛1928年11月6日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后，股民们更是期待再繁荣4年，乃至在胡佛担任总统第一天就出现股市暴涨，也根本不在乎已经高至8%到9%的活期贷款利率。
[26]因此，要真正理解和解决新形势下的收入分配问题，就需要对碎片化的权力关系及其衍生效应进行深入的剖析。事实上，无论各种总量之间或各种平均数之间都不能相互起作用，亦不可能在他们之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系……我甚至还认为：按照经济理论的本质来看，平均数根本不能构成理论推理的一个环节。[53]进而，由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全球的蔓延，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大体上也都经历了相似过程。同时，透支消费也会对社会经济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短期内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助于社会消费层次的快速升级，由此进一步刺激高级产品的生产和投资。
同时，产品等级的存在不仅赋予那些高级产品以较高的锚定价格，而且还会衍生出其他相关的锚定效应，以至与之相关的产品和服务都拥有较高的锚定价格。显然，触发因素可以是房地产等特定领域的呆账剧增，可以是石油等能源或特定资源的供应不足，可以是股市受偶然事件而出现的暴跌，可以是某种金融衍生品违约而扩散的心理效应，可以是某一定金融机构因资本操作失误的倒闭，可以是普遍性的消费信用达到了临界点，可以是某些国家的汇率、游资以及债务变动带来的冲击，也可以是特定国家的货币和信用政策发生变动。
[15]哈耶克（本书译为海约克）：《物价与生产》，滕维藻、朱宗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那么，我们如何理解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化呢？一般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倾向于运用集体权力或阶级权力对社会分配结构进行解剖，倾向于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维度来对收入分配的不公以及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行论证，进而结合边际消费倾向来对整体社会的消费不足及其引发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进行论证。
同样，银行金融业也是如此：尽管它在消费信贷和生产信贷的扩张中获取了高额利润，但同时也伴随着高昂的工资等成本支出。一般地，每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一些实力雄厚的知名企业甚至巨无霸企业陷入破产和倒闭之境，经济危机甚至往往以某些著名大企业的破产或倒闭为标志性特征。
这里嵌入了这样的认识逻辑：市场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市场需求和产品价格的分层，进而也塑造了产品的等级化。当然，由于经济繁荣时期存在普遍的过度消费，使得经济危机时期的消费支出在总体上也会下降。事实上，近年来拥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其基本观点就是，货币供给或信用扩张根本上都是政府主导的，是不良货币政策的结果。波斯纳就写道：股票市场泡沫在1920年代逐渐形成，其背后的驱动力是貌似合理的乐观主义（1924至1929年间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而其直接促成原因则是银行愿意以非常慷慨的条件贷款给想要炒股的人。
由于大量财富在消费高级产品中被耗费掉，大量资源在经济危机的产能闲置中被破坏，因此，借助经济危机将人类福利拉回到真实水平的方式，必然还会导致人们实际享有的消费和福利水平显著地低于社会经济发展所能够实现的消费和福利水平。相应地，在面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之时，企业能否生存关键就在于流动性状况，在于企业的自有资产与负债指标以及自由资产的流动性状况。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往往会撇开社会制度和收入差距等根本性问题，而倾向于将经济危机归咎为特定的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等外在因素。根本上说，这源于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以及相应的定价体系：较大的收入差距造成了产品价格的分层，而产品等级化和价格分层又会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海曼.明斯基则强调，信贷扩张的动力根本上就来自金融部门内部的竞争性力量，一方面，经济上升时期的股价和利润上升往往会增加企业的信贷需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更愿意借钱。一般地，在市场经济中，产品的供给主体是私人厂商，而私人厂商所追求的是收益最大化。
